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是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的结果，是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需要的革命道路。革命的中心放在农村的原因是：革命主要动力和主力军是农村的农民；在敌强我弱形势下，敌人统治的中心在城市，敌人在农村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实践中攻打了中心城市失败的经验教训。这种认识和探索是经历的一定历程逐渐形成的。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大，在继续把城市工作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也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 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也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到胜利。
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实践中，许多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将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其中，泽东在中国革命新道路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受挫的部队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进军，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毛泽东是在实践中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起点。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次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从而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1929年4月，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进一 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毫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从而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当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基本形成。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奠定了理论基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到1930年初，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开始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及其原因。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三次左倾错误分别是：（一）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 1927年11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左”倾机会主义第一次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1931年1月7日，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的操纵下王明掌握了中央的实际领导权。其“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这几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有：（1）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2）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遵义会议：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他们开始产生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样，当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国革命新道路：指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的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个局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新”主要表现为不同于国内外历史上一般的攻打大城市、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的战略转移，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第二，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革命新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土地革命：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农民在政治上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的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革命的开展充分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促进了革命的发展和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