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1956年毛泽东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提出了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备。
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岀: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在经济建设上,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在执政党建设上,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在大会发言中,陈云提岀“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并写入大会决议,成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共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又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如提岀“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少数人闹事问题、与民主党派关系问题等,系统地阐明了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他强调,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科学分析。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实际上为进行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总路线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四个字,本来是相互制约的,但在宣传中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突出了一个“快”字,产生了消极的后果。由于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岀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从这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原来一二百户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成拥有四五千户甚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原来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以后,主要财产归人民公社所有,收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和分配。它严重地脱离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致使“一平二调”(“平”,指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调”,指县社两级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之风泛滥,损害了广大社员和小集体的利益。
“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它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对于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它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学术文化事业在许多方面遭到摧残,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种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犯错误的性质、原因及对其的具体分析
中国共产党在独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曲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归根结底,并不是由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本身所造成的,而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完全可以纠正的。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有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此,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岀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在探索中出现一些失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党无法依靠制度的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发现并纠正错误。
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需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中国共产党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其性质和宗旨都没有改变,人民群众依然把它看作是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对它表示信任并寄予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并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发现错误,抵制错误,纠正错误。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这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历史一再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重大意义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也为中国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创建了前提。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新中国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作岀的理论创造
在探索刚刚起步时,毛泽东就论述了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思想,提岀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阐明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此后,毛泽东等又进一步总结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初步作岀了正确的论述,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步骤,并且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明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思想,系统地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之后,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这些思想成果,为党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